屈原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到来年的正月初七日，屈原一周岁，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屈原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的时间。

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军犯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

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齐。

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zhi，四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

关于屈原所任楚怀王左徒一职，古今学者多有解释，现择其要者而举之：

1、张守节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屈原列传》说：“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但据近现代学者褚斌杰、赵逵夫等人考证，认为后世的拾遗实为言官，可以上书言事而无实权，唐代的拾遗官阶只是“从八品上”，同《史记》中的所述屈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不相称。陆侃如《屈原评传》说：“左徒是左右拾遗之类的官，仅次于令尹。”

2、林庚说：左徒是太傅之类的官。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所附《四注·说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记》关于春申君为楚之亲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记述后说：“左徒所以说是宫廷的亲信，因为是亲信，所以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秦因此也称黄歇为‘太子之傅’。”

3、游国恩说：左徒是令尹的副职。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据《史记·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因此认为左徒之职似乎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

4、赵逵夫说：左徒是行人。赵逵夫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在该文中，他从出土的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徒”、“尹”二字是双声假借。并举《离骚》“济沅湘以南征”，《九歌》“驾飞龙兮北征”，又引《尔雅·释者》：“征，行也。”说“征尹”之取义，同于中原国家所谓“行人”，是指负责外交的官员。

5、汤炳正说：左徒是左登徒。汤炳正在《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一文中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上记载的官职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称，在楚国朝廷上属于大夫级别。同时，汤炳正也对“左徒”的职掌进行了说明，认为“左徒”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从《屈原列传》，尤其是《春申君列传》的记述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几次使齐及其与张仪的斗争等方面都可以证实。

6、聂石樵说：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聂石樵《屈原论稿》说：“令尹就是宰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认为：“我们根据后来春申君、黄歇以左徒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说：“左徒升级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鸥说：左徒是太仆之类的官。姚小鸥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考证《离骚》“来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辂”，是楚王的乘舆，与下文“恐皇舆之败绩”相合。进而考证了“左徒”的职掌，认为“左徒”是相当于后世“太仆”一类的官职。姚小鸥所说的“太仆”，据《周礼·太仆》载：“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为此，姚小鸥说：“《周礼》中‘太仆’一职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职掌甚为重要。”并认为“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

8、王一军说：左徒即楚怀王左司徒。王一军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现代语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写。根据《屈平列传》中的相关记述，屈原所任职务即起草宪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与《周官书》所规定的大小司徒职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为正，左司徒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书》的大小司徒之名称。

屈原

变法改革

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周慎靓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为了打破[16] 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贿赂楚国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极力劝谏，但是楚王不听，楚怀王听信张仪的.，就把相印授予 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以为张仪怪他和齐国断绝关系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广袤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回来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于汉北楚古都丹阳(今河南西峡、淅川一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韩、魏趁机偷袭楚国至邓(今河南邓州)，楚国军队兵畏惧，从秦国回归。韩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仓立。孟轲议定在周赧王三年离开齐国。孟轲主张“性善”，劝齐宣王行仁政，劝滕文公行“井田”，均因为迂阔难行，不受两国采纳。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骗，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周郝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5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

战国时代，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这样描写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斡弃周鼎，宝康瓢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贾谊笔下，屈原生活的时代一切都是颠倒的：猫头鹰在天上飞翔，鸾凤却深藏起来;小人得志尊显，圣贤却不得其用;正直廉洁的人受到诬蔑，强横残暴的人却得到称誉;宝剑被贬为钝口，铅刀却被说成锋利;国之重宝周鼎被抛弃，空瓦罐被当成宝物;疲牛跛驴骖驾着马车，千里马却拉着沉重的盐车;帽子本应戴在头上，却被垫在脚下，被汗水湿透。这就是楚国的时局。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名士苏秦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苏秦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因此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此，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疏远，因为齐楚连盟，秦国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秦王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

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2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16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

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生于前340，死于前278)。

屈原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mǐ)姓，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河南淅川)。这就是屈原的故乡。

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曾祖父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惜诵》：“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人们更习惯叫屈原而不叫芈原。先秦时期，姓氏有别，姓是有血缘关系的整个部族的共同称号，氏是某个支系的称号。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到三十年(公元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为公元前340年。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四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屈原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战国时代，楚国之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屈原处于巫现甚盛的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与原始的泛神论给他文学创作以充分地滋养，他在巫现甚盛的时代氛围中，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九歌》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所写的伟大光辉的诗篇。

《九歌》中十一篇祭祀十位神，这十位包括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国殇)。就诗的内容说：

其一，既写了与人关系极为密切的神，如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少司命(寿夭之神);又写了湘君、湘夫人之间美丽真挚的爱情传说，曲折地反映了表现手法说，或以庄重的笔调，写神灵的庄严伟大;或以婉曲细腻的笔调，写其复杂的感情;或以悲壮的笔调，写其为国捐躯的壮烈精神。他们无不神采飞动，栩栩如生。这些诗都是祭祀用的，神是由巫者扮演的。屈原以丰富的想象力，极生动地描写了神的活动以及祭祀的场面，写出了神的典型形象，并通过神反映了极为丰富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了人间的希望与悲欢。它有着强烈地艺术魅力。

其二，屈原《九歌》中所写情节是由巫者表演展示的，由于情节较复杂生动，感情的描写颇为细腻，写出了较一丰满的人物形象。

其三，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的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除了要表现真实的感情以外，从主观上讲，确有几分信仰者的虔诚。正因为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灵写得庄严、肃穆、和善。神是可以为人赐福的，神对人有着丰厚的感情。从神的外貌到心灵，都写得那么美。读了《九歌》，使人精神上产生愉悦之感。或者可以说，《九歌》旨在给损伤了心灵的读者精神以补偿，使之愉悦振奋。

屈原楚辞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彩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诗人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如《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汽的情绪。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汽，如《浩歌》: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爱士的平原君不复存在，有才之士又有谁重视和爱护呢?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的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武汉东湖屈原像

思想成就

举贤授能的“美政”思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造为宪令的改革精神

屈原主张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场更为自己的作品所证实。“明于治乱”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当时各国的改革者们那样，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离骚》中对当时楚国的君主怀王提出要求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清人屈复说:诗中的“壮”指“美政”，“秽”指“秽政”，“度”，指旧的法度。马茂元亦说:“‘弃秽’，谓扬弃楚国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现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实行美政，扬弃秽政，改革现状，废除旧制，并坚定地表示自己要作这次改革的马前卒、开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叙述了他实行改革的具体实践:“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侯。”他说，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大一统的最终目的

“尚法”、“尚贤”并不是屈原的目的，而仅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对此《离骚》也有简要的叙述。《离骚》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说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同论道而莫差……”“岂余身之弹殃兮，悲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国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不致失力，并通过努力获得全胜，最后统一中国;使楚国国君功追三皇，步武尧舜，取法禹汤，赛过文武，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一般评论家所说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的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此次的变法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过于简略，现人无法窥其全貌，但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卫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唯才是举，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天庭。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命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

屈原

古代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班固明褒实贬评论屈原辞赋”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评价屈原其人”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他与先前的刘安出现了分歧。关于屈原人格评价问题，他在征引刘安关于可与日月争光的观点后说：“斯论似过其真。”班固对屈原展开正面批评。

王逸：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对《诗经》和《楚辞》极为推崇。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近代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

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14]

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毛泽东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中国文学史》作者龚鹏程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主编胡乔木评价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杨雄：过于浮、蹈云天。

(一)“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二)新诗体的创作—骚体和新的诗歌样式

对于楚辞作品来说，它不仅有某些现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两字顿的节奏外，大量地创造和使用了三字顿的节奏。三字顿节奏的出现，是四言诗可以向五、七言转化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楚辞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诗歌作品，在它参差不齐的各种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诗的胚模，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2]。另外，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地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三)《楚辞》开浪漫主义先河

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一)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

(二)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

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是景慕屈原的人。李白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是屈原创作的继承与发展。

另外，我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我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我们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宗懔《荆楚岁时记》

贾谊《吊屈原赋》

刘安《离骚传》

《史记·屈原列传》开篇写道：“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言之凿凿地明说了屈原是楚国王族出身，属于王族参政，对楚王也是抱着同根同祖的心思来辅佐。王族参政向来有高压线，事情干好了不可能再有大的升迁，稍有闪失，就得被暗算一把，有苦难言。远者如屈原，近者如恭亲王奕等，概莫能外。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这个非常特殊的身份，楚国就是他们家，所以他跟楚国之间的关系，他跟楚国王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不能像那些不是出身于王室的人在楚国危难时那样到处乱跑。战国后期了，非常混乱，天下大乱，这些人都是到处乱跑，但是屈原他不能乱跑，是因为他的出身。学者胡适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百几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一牛人，史书上不该空缺的，司马迁有可能道听途说写了个《屈原列传》。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直到宋玉，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词的人。“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从悼词中宋玉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辞赋上学习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础上对楚辞进行了发展，所以在当时人们将宋玉称作是继屈原以后最伟大的辞赋家。

屈原祠堂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15年(公元820年)，与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三峡库区文物搬迁复建的四大单体建筑。屈原祠占地2万多平方米，投资5000多万元，是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结构，继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工艺。

屈原祠内共分12个展览陈列厅，分别为前殿、南北陈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历代诗人赞颂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厅)。秭归屈原祠，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屈乡儿女缅怀先贤的动人事迹，也保存了屈原祠风雨沧桑的历史过程及其古风遗韵。

屈原故里

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景区定名为“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规划占地面积500亩，建筑内容包括以屈原祠和屈原文化广场为主的屈原纪念景区，以巨型屈原雕塑为主的主题雕塑景区，屈原文化艺术中心，同时建设以三峡民居集锦园、三峡濒危植物园、滨水景观带等。

屈原故里西峡说。西峡地处古秦楚交界，是屈原文化主要遗存地和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境内楚文化遗存众多，屈原“扣马谏王”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现有屈原岗、屈原祠、屈原碑碣等重要的屈原文化遗存及与屈原文化有关的白羽城、楚长城、秦楚丹阳古战场等楚文化重要遗址。[40] 屈原曾流放汉北，流放地在南阳西峡。屈原曾在楚怀王时期流放过楚汉北，即相当于今天的西峡、淅川、内乡等。根据学者的研究，屈原这次被放逐，实际上只是与楚王“疏离”。屈原的《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女夸佳丽兮，片半独处此异域。”即多年阔别的故乡，虽然美景如故，但是心情却有着进入外乡的感觉。屈原曾经掌管丹淅，南阳西峡是屈原的施政地。屈原曾经掌管丹淅。王逸注《楚辞》：“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怀王伐秦，屈原竭力劝阻，西峡是屈原扣马而谏地。

屈原始祖在丹淅，南阳是屈原故里，有学者主张西峡是屈原出生地。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据学者研究，屈原所说的“伯庸”不是其父辈，而是指屈姓的始祖，即见于《世本》和《史记·楚世家》的句亶王“熊伯康”，或者“熊毋康”、“熊无康”。根据历史事实，句亶应该在丹淅境内。专家普遍认为，丹淅地区关于楚国昭、屈、景三姓的记载，西峡地区屈姓自然村的普遍存在以及秦楚大战的发生地，大量楚国贵族墓葬的发现，都说明屈原祖籍及出生地与南阳的密切关系。

西峡是屈原作品的重要创作地。学者普遍认为，屈原流放汉北，创作了《抽思》;在回到祖籍地创作了《天问》，在丹阳之战后创作了《国殇》。

西峡屈原庙是中国最早的屈原庙。《后汉书·延笃传》：延笃“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延笃，字叔坚，南阳人。生年不详，卒于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后汉书·延笃传》关于南阳屈原庙的记载，是已知见于正史的最早的关于屈原纪念建筑的记录，这说明最迟在东汉，南阳已建立了屈原庙。

屈原墓园

屈原墓一共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屈原故里景区内。屈原墓重建于清道光七年，1976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搬迁到秭归老县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峡工程兴建，湖北省文物部门决定将其复建到凤凰山上，以恢复其历史原貌。

另一处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屈原墓园附近有3座规模颇大的寺庙，分别是保缘寺、普济寺和普德大庙。

屈原岗

历史上西峡地处秦头楚尾，扼秦楚之咽喉，通陕甘之通道，曾有一段时期一部分属于楚国一部分属于秦国，战国后期，楚国多次屯兵于此抗秦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在此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的有屈原岗、屈原庙等。

《明嘉靖南阳府志》：“内乡县有屈原冈——三闾大夫扣马谏怀王”。(注：今西峡县历史上隶属于内乡县)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内乡县志》卷一详细记载：“屈原冈在(内乡)县北60里，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盖史记所载大破楚师于丹淅时也。”

明代诗人李蓘诗词《屈原岗》：“灵修何到此，应问古迹难。试向高冈想，将无是屈原。”屈原岗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回车镇。相传屈原流放于汉北，他听说楚怀王欲到武关(今陕西商洛东)与秦王会盟，便在此岗拦住怀王“扣马谏王”，秦如虎狼，决不能去。怀王不纳，屈原在岗上捶胸顿足，仰天长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恐皇舆之败绩。”后怀王被俘，客死秦国。后人为纪念这一事件，将此岗称做“屈原岗”。岗上原有一座屈子庙，内塑屈原披头散发、面孔朝天的行吟图像。现仅存“屈原岗”三个大字的青石碑一方。岗上屈原岗小学后院内有屈原庙，创修时间已无从考证。庙宇为砖木结构瓦房，于清末民初重修，庙内墙壁和木梁上撰刻有大量楚国风格的壁画，屈原岗是目前全国唯一历史遗存下来用屈原名字命名的古地名，现已经成为西峡屈原文化的一张名片。

屈原庙

屈原庙位于屈原岗上，有三座各三间的清末建筑风格砖木结构瓦房，是历代文人墨客祭祀吊唁屈原西边那座正间后山墙镶有清戊寅年间(1878年)内乡知事高袖海题写的石碑文，石碑正中竖写：“楚三闾大夫屈子神位”。左右两侧镶刻有对联，上联为：“清节表三闾想当年芷泽行吟香草馀骚客赋”;下联为：“忠魂昭一代怅今日菊潭奉祀落英犹是楚臣餐”;横批为：“清忠一世”。西山墙上镶嵌有民国重修着屈原庙石碑，碑文记载：“此屈夫子祠也，据屈夫子祠肇建于关帝庙东边，渺焉，斗室不堪容膝，乡人士爰改建于兹，规模极欲其合法，栋宇力求其宏畅，庶有以慰夫子在天之伟大忠魂于既祗，申屈拜者亦得以进退周旋而无憾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吉日。”屈原庙的墙壁上绘制有大量具有楚风格的壁画，屈原庙现存主要文物还有：明朝“犀牛望月”柱顶石、“八仙过海”洗舆用具、清朝“二龙戏珠”碑碣、功德碑等文物30余件。

中国屈原学会的专家曾到屈原庙考察，认定屈原庙里的壁画和湖南马王堆里有相似的地方，并在屈原庙的墙壁上发现有唐代的方砖。由此推断，屈原庙在唐代已经修建，后历代修建。

端午佳节忆屈原

端午佳节

端午节(Dragon Boat Festival)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对于诸“屈原纪念说”，学术界大都认为是后世牵强附会之辞，难以置信。闻一多认为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才出现的，而端午节很早以前便已存在。学者胡适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百几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一牛人，史书上不该空缺的，司马迁有可能道听途说写了个《屈原列传》。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在南朝的文献，而南朝离屈原跳江自尽间隔了七百多年。在《荆楚岁时记》记述中，屈原抱石自投汨罗江爱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78年前后，爱国地点和目标是楚国，当时秦国负责扮演的是侵略者的角色。且不讨论历史上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如果屈原真爱国那可上前线英勇杀敌去，跑到江边去进行“爱国自杀”，这种爱国方法特另类。假如屈原真的是爱国，那他爱的只是他的楚国，此后东亚大陆的这块土地上出现了很多个国家，祖国也换了一次又一次。属于当时楚国的后裔吃粽子纪念屈原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时的秦、齐、燕、赵、魏、韩这六个外国的后裔，吃粽子纪念屈原属于莫名其妙了。据考，许多流传至今的端午习俗也与屈原毫无关系，比如粽子，最早文字记载出自许慎的《说文解字》，食粽子习俗早于屈原去世400多年。

郭沫若所著历史剧《屈原》

陈鲤庭导演话剧《屈原》

施光南创作历史歌剧《屈原》

1977年版《屈原》由鲍方饰演屈原

1986版《屈原》由郑少秋饰演屈原

1999年版《屈原》由蒋恺饰演屈原

2012年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杨志刚饰演屈原

2015年电视剧《芈月传》祖峰饰演屈原

2017年电视剧《思美人》马可饰演屈原

2017年电视剧《思美人》易烊千玺饰演少年屈原